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当前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

作者: 来源:点击数:1 发布时间:2022-06-25

  民国初年是中国社会政治局势动荡,政权频繁交替并立的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促成了我国新闻教育的产生。在民初的新闻教育中,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所发挥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在新闻教育实践中提出的新闻教育思想,促进了当时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以后的新闻教育也有启示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民初新闻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结合当前我国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探讨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如今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

  民国初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保障条款的法令,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鄂州临时约法》等。这些法令的颁布为新闻出版自由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国新闻业在其保护下,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报界的黄金时代”。1912年4月以后,中国相继经历袁世凯统治和南北军阀执政时期,政治形势混乱。社会变革时期,社会大众需要及时了解包括各党派政治斗争的各类信息,政治新闻的采写受到报社的重视。党派也需要报纸对民众进行符合其利益的舆论引导,这都促使了新闻记者采写能力的提高,因此,一批名记者适时脱颖而出,新闻事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新闻学教育在这一时期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是我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导师由徐宝璜、邵飘萍担任。徐宝璜作为新闻学研究会创办者之一,第一个在大学里讲授新闻学课程,自撰了中国人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成为民初新闻学界的泰斗。[1]邵飘萍到研究会演讲时结合自己多年来从事采访活动的经验,讲授新闻学基本知识、新闻材料的采集方法以及对记者的修养要求。他们作为中国最早的新闻教育工作者,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新闻理想的名记者,他们的新闻教育实践活动,成就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开创了我国的新闻教育事业,促进了新闻教育事业在我国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高等新闻教育奠基时期,以上海和北京为主要基地,全国许多高校都开始筹办或建立新闻学系科,1925年前后,戈公振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复旦大学的报学系或新闻学系,讲授新闻学和中国报学史,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新闻人才。他的《中国报学史》一书从1927年出版至今,一直是大学新闻系的主要教学用书之一。与徐宝璜撰写的《新闻学》、邵飘萍撰写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共同开创了我国新闻学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

  作为中国较早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为新闻教育的酝酿、诞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由新闻教育实践产生的新闻教育思想,是我国新闻教育思想的发端,这些思想无论在当时,或者应用于当今,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这里,我们以他们的新闻教育思想为文本,探析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新闻学教育开展的必要性。徐宝璜和邵飘萍作为中国新闻教育的拓荒者,都认为新闻业与社会、政治和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当时我国的新闻业较西方的新闻业简陋,而新闻事业的发展却离不开新闻人才的培养。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协助蔡元培创办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促进了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诞生,为以后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徐宝璜在《新闻学之性质与重要》中写道:“在教育普及之国,其国民无分男女老少,平时有不看书者,几无不看新闻纸者,言论行动,多受其影响。至对其记载者,多所怀疑,对其议论,为肯盲信者,固不乏人;然其势力驾乎学校教员、教堂牧师之上,实为社会教育最有力之机关,亦为公论之事实。自各国民权发达以来,国内大事,多视舆论为转移,而舆论又隐为新闻纸所操纵,如是新闻纸之势力,益不可侮矣。美国各著名大学,近均设立新闻学专科,传输相当之知识,养成相当之人才,即因有见于斯学之非常重要也。”[2]故他认为,报纸所刊登的报道对教育民众和引导社会舆论具有重要作用,开设新闻学科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新闻人才,使新闻事业更好地服务于民众。

  邵飘萍倡导新闻学应列为普通学科,在《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中,邵飘萍提到:“新闻与社会及政治关系之重要,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然以之列为一种学科加以研究者,犹属近代之事,其尚未完全脱离幼稚之境域,殆可谓当然者也。若夫我国,则新闻之业,简陋特甚。因新闻业之发达,与社会上诸事之设备,有互相为用之势。”

  对于开展新闻学的必要性,戈公振也提出了自己的新闻教育思想。1925年在《新闻学撮要》中,戈公振认为记者的职业,并不是特别天生的。当然理论知识要实地去补充,但是大学教育能补充实地知识,也不可不注意,所以记者的大学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戈公振还从记者的社会责任这一角度论述了大学新闻教育的必要性。他说:“倘使我们把报纸只作为一个商业团体利益的代表,或是一个宗教团体利益的代表,那么记者只要有最小限度的知识和最高程度的先入之见就够了,大学教育是不必要的。若是我们认为报纸是于群众有贡献,那么在大学教育内养成有综括的知识而无偏见的记者,方可以尽这种责任。”[3]

  (二)涉猎多方面知识,掌握几门外语的重要性。邵飘萍在《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中提到:“理想的新闻记者,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有甚深之研究,此外尤当有一二专门,与夫三国以上之言文,再加以多年之实地经验,则庶几乎可与世界名记者相伯仲矣。”[4]其认为新闻从业者要客观真实地反映事实本身,就必须了解国情,学习新闻学之外的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知识。要打破当时外国对中国的新闻垄断,满足民众对国际新闻的需求,需要新闻记者掌握一两门外语能够胜任国际采访,以便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为公众服务。

  (三)新闻教育应成为国民教育。戈公振提出国民媒介素养教育这一观点,不仅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都是超前的。在《中国报学史》中,戈公振提出,新闻学应该成为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因为报纸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文化现象,每个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都应该懂得报纸的性质、作用以及读报方法。“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故报纸之知识,乃国民所应具。”1929年,戈公振在“夫报纸为普及教育之利器”观点照耀下,发出了“新闻学是无条件的一切国民必修科”的倡议,号召将新闻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变专业教育为普及教育,化精英教育为大众教育,从而使广大国民对于报纸有理解和正当的态度。[5]

  (四)强调“学”与“术”的结合。新闻属于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因此开展新闻学教育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三位新闻教育工作者提出他们的新闻教育思想时,都指出理论要联系实践。

  邵飘萍讲课时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要求记者时时处于角色之中,要有“新闻鼻”“新闻脑”,用清晰的头脑和警觉的耳目网罗世间事物的变化。

  徐宝璜新闻教育思想的提出,不能脱离他一直强调的一个前提,即理论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徐宝璜认为在新闻学教育的过程中,应将新闻知识运用到新闻实践中去。他在《中国报纸之将来》的主题演讲中曾提到:“殷切希望会员投身报界,为社会提供各种正确详细的消息。”这句话中包含了徐宝璜启示新闻学习者投身实践的勉励之心。1919年《新闻学》正式出版,为了这本新闻学著作更加具有实用性和教育性,徐宝璜曾四次易稿修改。他用自己的新闻教育实践,启示我们新闻学术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戈公振也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戈公振归纳当时世界上的新闻教育模式为:美国式、德国式和英国式。在对西方新闻教育批判的基础上,戈公振提出了中国新闻教育的本土模式,即“理论加实践”。长期活跃在报界第一线的戈公振懂得,新闻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行业,学问与经验,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新闻专业的学生,已经经过高等教育的熏陶,但必须要经过实践的锤炼,才能最终成为可用的新闻人才。[6]

  (五)重视新闻道德和记者素质的培养。戈公振强调记者的责任,他认为:“记者之职责至重,而社会之希望于记者亦甚高。抑尤有进者,报业职业也;一论、一评、一纪事,须对读者负责任,非有素养者,曷足以语此。”他认为能够在报馆工作,在报纸上撰写文章的人,不仅要掌握采编技巧,更要拥有良好的个人素养和道德修养。“故由道德上理想上以造就报业人才,则报馆不如学校,学问与经验,两不宜偏废也。”他强调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品性,主张记者接受大学的教育。[7]

  (一)难以处理好“学”与“术”的关系。新闻学作为应用型学科,“能上手”是考核新闻从业者的一个重要指标。而目前我国新闻教育的教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均套用纯文科的体系。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单一的讲授,新闻理论教学一直占据着新闻教育的主要领地,实践性内容也采用理论的教导形式。[8]一些新闻教育单位虽与新闻媒体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但学生却因实习时间较短、实际操作的机会太少等因素而无法得到真正的锻炼。学生真正走上工作岗位后,就会感到实际与自己所学知识的不一致,面对工作无从下手,进而产生了是否有必要学习理论的质疑。

  (二)知识结构单一缺乏对外传播技能。新闻工作是面向全社会的,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而新闻工作者既需要有广博的知识,成为“杂家”,同时还必须具有某方面的专业知识,成为特定领域的“专家”。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新闻教育院校在课程安排上只设立专业课程,学生只能肤浅地了解其他知识,加之有些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差,使得学生的知识储备不能满足受众对信息多方面的需求,在从事新闻专题报道时感到力不从心。[9]如今的媒介融合时代,新闻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也要求新闻工作者能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和多种技术手段来解决新闻传播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另外,随着全球各国间的联系日益紧密,面对世界性危机问题,需要各国联手应对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获取国际共同关注问题、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宣传自我的国家形象就显得非常重要。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中国媒体的信息传播仍处于被动的地位,对外传播国际形象,是摆在我国媒体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媒体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其掌握一两门外语,熟悉国外受众的收视习惯,尊重新闻传播的规律。然而,我国大部分新闻院校培养的新闻从业者还无法满足国际传播的需要。学校对学生外语教学的强度不够,学生有较强的外语阅读能力,但听说外语的能力却较差,无法胜任出国采访工作。

  (三)忽视对公民媒介素养的培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打破了传统的传播格局,对新闻传播的社会分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更多的机构和个人进入传者的行列。在新媒体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都可以利用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在传受者的角色中不断变换。在受众话语权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谣言等一系列问题,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要想保证获得有效的信息,保护新闻的真实性,需要增强公众的媒介素养,使其掌握基本的新闻传播知识。在新闻知识普及的工作里,新闻教育机构应该担当主要任务。因此新闻院校的教育对象不仅仅是在校新闻专业的学生,而是应该面向全社会,利用媒介渠道或开设公开课等向公众讲解新闻传播知识。

  (四)注重新闻专业理论的培养,忽略了新闻道德和新闻理想的树立。当前假新闻泛滥成灾也与新闻教育缺乏理想和道德教育有关,要解决这些问题,学校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新闻教育注入价值感和责任感,不但要告诉学生新闻的道德底线,而且要帮助他们树立新闻职业理想,以纠正当下的功利之风。[10]然而在当前的新闻教育下,我们似乎很难发现学校对学生进行新闻理想的教育。尽管一些院校也开设了新闻伦理课程,但也只是作为学生的选修课,开设时间较短,基本处于新闻学科体系的边缘。教授知识和技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教育学生认识新闻工作对社会的责任。

  (一)重视新闻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新闻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民国初年,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表现为优秀的新闻记者在报纸上发表爱国救亡、启迪民智、引导舆论的文章。当代新闻教育也应坚持将“学术”与“实践”紧密结合,不仅要“做学问”,而且要“重实践”。在课堂上教授学生新闻理论知识,在学术上要跟上新闻学的新形势、新问题,不断开创具有创新性和有深度的课题,使课题研究能与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相联系。通过专业理论的学习,让学生在新闻实践的过程中,自觉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只有用深厚的理论基础作支撑,才能使自身的业务能力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开设新闻专业的高校也要加强和媒体的合作,为学生的校外实践活动提供更多的平台。高校还应增加学生在校外媒体实习的时间,聘请经验丰富的媒体从业者作为学生校外实践的导师,引导学生的创新和动手能力,让学生在真正的实践工作中,提升自己的新闻敏感和新闻采编能力。此外,高校还应鼓励学生多开展一些社会调查活动。鼓励学生走出校园,关注社会和民生,为将来从事新闻传播活动打好基础。面对媒介渠道发展的日新月异,高校应开设传媒实验室,尽量跟上媒介技术发展的脚步,使学生能够了解和掌握媒介技术的新发展。在课程作业上,老师也应注意多设置一些实践性强的任务,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新闻专业理论和新闻实践活动是新闻教育的两个重要支点,新闻教育要培养出优秀的新闻人才,推动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就必须重视两者的结合。

  (二)站在时代的高度来看待全能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民初的新闻教育思想注意到了掌握外语和涉猎多门学科的重要性,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学习外语更为重要。许多高校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加强新闻学科中外语的教习。这既能培养优秀的国际化新闻人才,又促使广大学生提高了学习外语的热情,可以使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闻教育培养出越来越多的适合在国际间进行传播交流的新闻人。

  加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新闻教育思想延续到今天,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创新,即跨文化传播的工作开展变得越来越普遍。“跨文化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其学术旨趣不仅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人、群体、组织、国家之间交往的特点和规律,不同文化之间的意义阐释和理解,人类各个文化的创造、分野和变迁的进程,还涉及文化及民族心理的差异、文化休克与文化适应、技术发展对文化的影响、文化的延续和变迁、传播的控制和管理、民族文化自立与发展等诸多议题。[11]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传播的速度不断加快和受众话语权的增加,使得跨文化传播更多的是靠媒介作为中介来实现。

  目前,我国的新闻学教育针对跨文化传播开设了各种留学课程,以丰富学生的视野和文化知识,学习国外优秀的新闻课程,借鉴其在新闻教育方面的课程设置、教材选用、观点探析中对我国新闻教育的指导作用。同时,全球化对我国新闻教育培养人才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我们要“走出去”,而且也要吸收国外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接受我们的新闻教育,相互交流各自的教育模式,促进国际间新闻传播的交流,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做全能复合型的新闻人才除了要具备对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能力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新媒体技术操作能力和广泛的知识面。全能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对我国新闻事业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国的新闻教育正在摸索新的教育模式,找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三)加快国民媒介素养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内容。民初的战乱年代,邵飘萍和戈公振都认同新闻教育应该成为公民的通识教育。如今,在受众话语权越来越大的新媒体时代,全民学习新闻的教育思想有了更好的实现土壤。许多英文的新闻学著作中,“受众”一词已经由原来的“the audience”转变为“the user”,这种转变是为了强调“受众”已经不是被动地被媒介所控制,而是更多地成为“使用者”。这也能更好地说明,在这个人人都是信息传播者的时代,有必要向公民普及新闻学。大众媒体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已经不可或缺,受众对这些媒介的使用也越来越多样化,出现的问题趋于复杂化,如谣言发布、媒介审判等。要想保证良好的信息流通环境,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新闻高校应该在加强国民媒介素养教育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新闻理想符合当前国家对人才培养的目标。民初新闻教育家强调记者的责任,认为记者道德品性需要大学教育的培养,新闻学教育除了培养新闻专业理论和新闻技能外,也应重视爱国热情和新闻理想的培养。而如今的一些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发布虚假新闻甚至编造新闻,忽视了自身媒体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新闻记者的这些行为导致媒体公信力降低,给受众带来错误的舆论导向,降低了信息内容的传播效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教育更应对新闻从业者进行新闻职业道德的教育,通过开设新闻伦理等课程,培养学生的新闻理想和爱国热情,使新闻工作者在从事新闻工作中自觉遵守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提升媒体的公信力,发挥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更大作用。

  民国初年,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新闻教育诞生的时期。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作为我国早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代表者,他们提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民学习新闻学、培养全能型新闻人才等新闻教育思想,促进了当时和以后的新闻教育和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教育工作者应该汲取前人的经验,使我国的新闻教育走出困境,更加适应时代的要求,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贡献自己的力量。

  (哈艳秋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静、和莹为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

  [1]徐家宏.徐宝璜与《新闻学》,转引自《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373.

  [2]徐宝璜.新闻学之性质与重要,转引自肖东发等编《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7.

  [4]邵飘萍,肖东发,邓绍根.邵飘萍新闻学论集[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5.

  [5]康虞.戈公振新闻教育思想探源[J].新闻爱好者,2009(8上).

  [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台湾学生书局,1982:345,109.

  [8]朱丹.中国新闻教育现状分析[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4).

  [9]赵中颉,蔡斐.以专业媒体素养教育促进国民媒介素养教育“三位一体”框架的构建[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157.

  [10]陈秀云.新闻的应用性与新闻教育的理想[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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